伊朗神權統治什麼意思-凯发k8国际首页

『壹』 詢問伊朗的問題!伊朗最高領袖和總統的問題

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第一部憲法頒布於1979年12月，規定實行政教合一制度 ，神權統治高於一切 。1989年4月霍梅尼下令修改憲法 ，7月哈梅內伊批准新憲法 ，明確規定伊斯蘭教信仰、體制、教規、共和制及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力不容更改。
怎樣理解最高精神領袖和總統的區別呢? 從上邊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最高領袖的權力是絕對的,包括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而總統只擁有世俗權力,並且還是從最高精神領袖處取得.類似的政體也曾一度在中世紀的歐洲存在,在教皇英諾森三世（1160～1216）時期, 教皇宣稱: 上帝將教權和俗權的兩把刀都授予教皇,教皇通過為皇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加冕,暫時將俗權的刀授予皇帝. 歐洲中世紀神權政體與伊朗的情況不同的是,皇帝由選帝侯選舉產生,而伊朗總統的選票來自普通伊朗公民.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是根據霍梅尼「教法學家統治」理論構建的，其特色是包括最高領袖職位在內的一系列獨特製度。「最高領袖」在伊朗憲法中的正式稱呼是「領袖」。憲法規定，領袖由1名伊斯蘭教什葉派教法學家擔任，領導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權力部門，事實上行使國家的最高權力。根據憲法的明文規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的位置在最高領袖之下，但他是國家正式的最高領導人，即國家元首。因為伊朗實行總統內閣制，所以總統也是國家的政府首腦。

最高領袖只能從什葉派教法學家中產生，即必須是專職宗教學者；而總統則只要是信仰伊斯蘭教什葉派、有伊朗國籍的伊朗人即可。伊朗的第一任最高領袖是霍梅尼，此後的領袖由「專家委員會」選舉產生，任期終身，除非辭職或被罷免。現任最高領袖是哈梅內伊。伊朗總統由大選產生，每屆任期4年，最多連任兩屆。1997年哈塔米當選第七屆總統並連任至今。

最高領袖擁有廣泛的權力，職權包括制定國家大政方針並監督其執行，擔任武裝部隊統帥，宣布戰爭、和平和總動員令，下達全民公決令，可任命或罷免總參謀長、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廣播電視局局長和司法總監等官員，總統經選舉產生後必須經領袖批准方可生效，領袖可根據議會或最高法院的裁決罷免總統。而總統則主要是行政部門的首長，向人民、最高領袖和議會負責，如辭職則需向領袖遞交辭呈。

伊朗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但是三權都受最高領袖領導。伊朗的最高立法機構是伊斯蘭議會，四年一屆，議員由選舉產生。但是議會的所有立法必須經「憲法監護委員會」批准方能生效。憲法監護委員會由12名成員組成，任期6年。其中包括由最高領袖指定的6名教法學家，以及由司法總監推薦、經伊斯蘭議會投票的6名穆斯林法學家。司法總監是伊朗的最高司法首腦，由最高領袖任命，任期5年，最高法院院長和總檢察長都由司法總監任命。

為了協調伊斯蘭議會與憲法監護委員會可能發生的分歧，伊朗增設了「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該機構作為領袖的顧問機構，同時也負責協調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門之間的分歧。該委員會全部成員由最高領袖任命，現任主席是前總統拉夫桑賈尼。

『貳』 伊朗這個國家的精神領袖、總統到底是如何分工的

在伊朗，精神領袖要比總統和地位高，總統也是精神領袖選出來的，可以說精神領袖掌控伊朗的國家主權，總統主要是負責一些行政部門的管理。

總統當選後必須得到領袖的批准，最高領導人可以根據議會或者最高法院決定罷免總統。總統是對人民負責的行政長官，是最高領導人還有議會的負責人。如果他辭職，他必須向最高領袖辭職。

『叄』 伊朗的政體是什麼

政教合一。什葉派教士掌握了國家實權，作為教士首領的最高精神領袖，掌握伊朗的軍權和決策權，民選的總統只是個傀儡，是精神領袖的執行者。

『肆』 ：李琬：什麼是伊朗的法基赫制度

什麼是伊朗的法基赫制度？文 | 李琬 編輯 | 楊必容
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在最高領袖霍梅尼的倡導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國家。法基赫制度，作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制政體的核心，在將什葉派伊斯蘭教政治化的實踐中，也讓伊朗政治呈現出鮮明的伊斯蘭性。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家間依存度的提高和民主政治議題在世界范圍內的勃興，霍梅尼時代「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政治口號已不再適用。伊朗開始對以法基赫制度為權力中樞的政治結構進行調整，以推動自身政治現代化進程，適應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發展要求。
文章全面分析了法基赫制度的產生原因和背景，對法基赫制度的特點和評價，法基赫制度革新的兩大表現方面。法基赫制度與歷史上中世紀歐洲的神權統治和古印度的教階制度有很大不同，它雖然完全否定君主專制，但也並未完全實行教階統治，而是在保證伊斯蘭教法治國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嫁接了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用西方政治價值觀去考量法基赫體制的民主程度。
文章最後提出了2點疑問：世俗政治似乎在與教權統治的較量中佔了上風。這是法基赫對既有現實的主動回應還是被迫讓步？是法基赫制度去伊斯蘭化的預示還是政教分離趨勢的假象？